走進綠樹掩映的湖南湘繡博物館，漫步在4000多件藏品的時空走廊，湘繡文化與歷史的碰撞交融，躍然眼前。在博物館眾多珍貴歷史照片中，一張60多名工作人員與巨幅湘繡作品的大合照格外引人注目。這巨幅湘繡作品——《偉大的會見》，再現了毛澤東和斯大林友好會晤的重要歷史情景，與其合影的60多人是這幅繡品的創(chuàng)作人員。照片中，他們身著清一色的中山裝，與繡品一起記錄下了上個世紀50年代湖南湘繡發(fā)展史的一個重要歷史印記。
“照片上的繡工，我認得幾個，”82歲高齡的國家級非遺項目湘繡代表性傳承人劉愛云告訴記者，“在當代繡工看來，這幅作品是我們目前所知曉的解放后第一幅巨型繡品，也是解放后，第一幅走出國門的。這幅作品在當時意義非凡，即便現在看起來，依然是很震撼的作品。”

湘繡，新中國外交“使者”
新中國成立伊始，古老的湘繡就充當了共和國的外交“使者”。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開國大典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彼時，世界已經涇渭分明地形成美蘇兩大陣營，蘇聯是當時正在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又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國際影響力超乎尋常。對中國共產黨來說，爭取各國，尤其是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承認，對于打開外交局面十分緊要。
10月2日晚9時45分，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署名的電報送達周恩來總理（當時兼任外長），稱蘇聯政府“確信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意志的代表者”“蘇聯政府決定建立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外交關系，并互派大使 ”。新中國剛一誕生便獲得蘇聯承認，邁出了走向世界舞臺的第一步。接著，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朝鮮等表示承認新中國并愿意建立外交關系。到1950年10月即新中國成立一年后 , 建交國家達17個。以此為基礎 , 新中國的外交逐步打開了局面。
實際上，新中國成立初期，當時的蘇聯無論在軍事、政治、外交，還是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從物力和經驗上提供了大力援助。
1949年12月，斯大林迎來七十大壽，毛澤東以新中國領袖身份出訪蘇聯，隨行的“第一號”禮品即為湘繡《斯大林》畫像。1949年初夏，確定繡制這幅作品時，湘繡產地湖南還在國民黨手中，因此，只能選擇在偏僻的長沙鄉(xiāng)下，秘密開展。銅官的裕豐繡莊有幸被選定刺繡斯大林畫像，它雖然沒有像知名的錦華麗繡莊那樣，繡出“譽滿全球”的《羅斯福繡像》，卻也是湘繡正脈相傳，曾創(chuàng)造過知名湘繡作品《荷鶴圖》。

但是，當時還處于地下工作狀態(tài)的中共湖南省工委，接到任務后，卻發(fā)現沒有斯大林的照片可以參考，怎么繡？應湖南省工委的請求，中央社會部派人將電臺和斯大林的照片秘密送到湖南。
1950年6月長沙刺繡同業(yè)公會籌備組所編《湘繡輯》（一）中記載：“1949年5月，銅官陶工周生茂介紹上海刺繡買家周竹安在裕豐繡莊秘密定繡斯大林畫像。”
這年5月7日，身為中共黨員的周竹安由中共中央社會部派遣，帶著無線電報務員趙翰林，工作人員章林專程從上海飛抵長沙。他們有兩個任務：一是帶來斯大林照片定繡其像，做毛澤東訪蘇的禮品；二是以從事湘繡生意作身份掩護，建立地下情報站，設立秘密電臺，策反在湘國民黨上層上士，爭取湖南和平解放。情報站幫繡莊帶來了斯大林照片，繡莊也以業(yè)務掩護了情報站。地下交通員為避免晚上進入市區(qū)引起軍警特務的懷疑，又在長沙北門外的油鋪街63號設立了湘繡收發(fā)站（解放后，這里成了紅星湘繡廠所在地），進行城鄉(xiāng)情報中轉。
《斯大林》畫像繡成之際，長沙也和平解放，繡品究竟出自誰手，至今是個謎。毛主席出訪蘇聯攜帶湘繡，湘繡產品迎來了面向蘇聯與東歐的第一個出口高潮。

《偉大的會見》背后的記憶
在湖南湘繡史冊上，著名刺繡藝人廖家惠有著濃墨重彩的一筆。1916年，她與其兄廖炳坤同進長沙藥王街“錦華麗繡莊”，兩年后升任該繡莊刺繡工場技師。其所繡作品，曾在湖南博覽會、南洋勸業(yè)會、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等展出，獲各國藝術家的贊譽。長沙和平解放后，她重拈擱淺九年的繡針，第一幅繡品是毛澤東主席繡像，1949年10月在湖南美術展覽會上展出，反響熱烈。

實際上，湘繡因為國內戰(zhàn)爭受到很大影響，整個行業(yè)留下的刺繡藝人不多，會繡精品的更少。解放后，湘繡與其他行業(yè)一樣百廢待興。1950年，人民政府投資創(chuàng)辦了地方國營紅星湘繡廠（湖南省湘繡研究所的前身），邀請許多老繡工和畫師參加工作。那些散落在民間的湘繡藝術家們，如楊應修、邵一萍、李凱云、廖家惠、余振輝等得以匯集在一起。在他們手中，湘繡這張湖南文化名片，成為新中國外交領域的寵兒。
1953年，長沙紅星湘繡廠主繡了一幅再現毛澤東和斯大林友好會晤時情景的巨幅繡像《偉大的會見》。在湖南省湘繡研究所檔案室，記者查找到吳吟清、黃雪英、陶玉珍三位繡工的日志中記錄了參與繡制《偉大的會見》。

“吳吟清、陶玉珍、黃雪英，這些是我的同事，共事了很多年，她們也是我的老師，現在都去世了。我當時還只有十幾歲，她們比我大一二十歲左右，處于二十八九歲、三十多歲繡花正當時的年紀。吳吟清是廖家惠的徒弟，我們這代人看過黃雪英繡花，她繡人像也繡的特別好。”劉愛云回憶，“這些人后來在我們湘繡研究所也是繡人物的高手，很多當年繡過這幅作品的繡工，后來都成為省湘繡廠的骨干技術力量。陶玉珍一直當我們車間主任，她后來繡過幾幅毛主席像。”
那么，這幅繡品是如何而來呢？
劉愛云回憶，據老一輩說，1952年底的時候，政府找到紅星湘繡廠，說要繡制一幅代表湘繡水平的作品送到蘇聯去參加展覽，召集了當時的老畫工和老繡工商議繡什么樣的作品。因為當時我國和蘇聯關系很好，毛主席赴蘇聯會見了斯大林，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等文件，對于增強中蘇兩黨兩國和人民之間的友誼有著空前的影響，是我們新中國外交的重大成果，這是一次偉大的會見，舉世矚目。當時正好有一幅油畫叫《偉大的友誼》，畫的是斯大林在書房中會見毛主席，所以就定了刺繡這幅作品。當時的想法就是要繡一幅最高技藝水平，讓蘇聯人驚嘆，為國家爭光的作品，尺寸也很大，差不多有4米長，1.6米高，放在現在都算是巨幅作品。
“當時是解放不久，我們國家在世界上與蘇聯的關系是最密切的，一方面我們國家在搞國內建設，另一方面，又要向世界展現我們國家的形象。所以樹立新中國的影響，工藝美術往往在外交方面起很大的作用，湘繡是四大名繡，又是來自于毛主席的家鄉(xiāng)，這幅作品能成為我們與世界交流的一個紐帶和橋梁。”劉愛云分析說。
為完成這幅作品，最終由時年55歲的廖家惠牽頭，率40多人繡制，共花2600多個工時。“廖家惠在解放前湘繡技術就很有名，能夠勝任這幅作品，我估計這個作品的40多個繡工是從各方面請來的，都是在坊間好手中抽選上來的。估計很多人當時都沒繡過人像，因為繡人像不是能夠隨意接觸到的，但是（他們）在繡花卉、魚鳥方面都是好手。”劉愛云告訴記者。據了解，湘繡的傳統(tǒng)產區(qū)，主要分布在當時長沙市及其所轄的長沙縣、望城縣等地的數十個鄉(xiāng)鎮(zhèn)。“這個繡品的繡工，我估計是以長沙市為首的繡工繡制，有可能還有長沙縣的繡工。40多個人繡2600多個工時，起碼要2個月，還要日夜的翻班，當時肯定要求交付時間很緊。”
一幅油畫既要繡出國畫的針法，又要表現出油畫的厚度、立體感，很不簡單。劉愛云分析，《偉大的會見》這幅作品的成功與廖家惠是分不開的，特別是人像講究整體效果，有虛實有遠近有明暗，它必須有一個人來掌繃和指導。當時還沒有后來專繡油畫的交叉針，繡工們都是用傳統(tǒng)平針，這對針線掌握要求很高。廖家惠會仔細觀察繡工的技術與特長來進行分工，比如毛主席和斯大林的頭面，誰的繡工比較活一些，就來讓她繡頭發(fā)、繡胡須。

這幅作品繡成后送去莫斯科展出，果然讓蘇聯人民驚嘆不已，稱贊為“奇異的手，絕妙的作品”，也震撼了世界。

出口創(chuàng)匯支持經濟建設
“這幅作品，留存至今的只有照片，送到莫斯科展出之后的情況并沒有留下更多記載，之后也沒有再復制繡制過。放到現在要繡一幅這樣的作品，起碼要20個人，按正常的速度，完成要半年。”劉愛云介紹，老一輩藝人憑著強烈的集體榮譽感，在很短的時間內，以高超的技藝完成了這幅作品，肯定是克服了很多困難的。特別是懷著對毛主席的崇敬和對新中國的熱愛，這種精神鼓舞著他們克服了很多困難，除了刺繡，還有上稿，到最后裝裱，全部要靠手工來完成，當時沒有機器，不能和現在比。
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重視和扶持下，湘繡產業(yè)很快恢復元氣。20世紀50年代以來，湘繡產業(yè)迅速發(fā)展，通過手工業(yè)社合作分流， 逐漸形成了5家較有規(guī)模的湘繡企業(yè)，如湖南省湘繡廠、長沙市湘繡總廠等。到1955年，湘繡常年產量增加到14.5倍，銷售依然供不應求。1979年成立的湖南省湘繡研究所，整合了各種資源，率先研創(chuàng)了雙面全異繡，推出了“獅、虎”繡屏和“望月”繡屏等代表作品，涌現了楊應修、李凱云、黃淬鋒、周金秀、劉愛云等一批湘繡工藝美術大師，為湘繡的發(fā)展做出了很大貢獻。

除了為國家爭取榮譽，當時包括湘繡在內的工藝美術品，還是國家出口創(chuàng)匯的重要物資。湘繡在當時作為湖南出口創(chuàng)匯的大宗貨品，到1959年，出口總值達兩千多萬元，可以購買鋼軌七萬噸，對當時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起到重大作用。
如今，湘繡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制造業(yè)發(fā)達的當下顯得更為彌足珍貴。湖南省湘繡研究所作為國家級非遺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長沙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肩負民族使命，繼承和發(fā)揚老一輩的繡花精神，用針線探索創(chuàng)新記錄著當下的時代。